這段時間，我們這個新近入住的小區為管理問題與物業公司產生諸多矛盾，爭論頗多。因為工作忙本來我很少關心，但最近問題越來越尖銳，特別是選舉業主委員會無形中使每個人參與其中，也引發我的一點思考。
成立業主委員會是所有業主共同的心愿，希望監督和改進物業的服務也是業主們的共識，這原本似乎應該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實際情況卻出人意料，業主委員會遲遲不能選出，先是業主與物業公司沖突，再是業主內部因為種種問題產生不同意見，這些問題肯定影響業主委員會的組建進程以及今后的工作，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怎樣化解此類矛盾?
有些業主參與意識很強，但習慣性搞斗爭思維，認為凡是對他們的做法和人選不贊同或消極的言論都是因為物業公司在搞鬼；而物業方面也擔心一旦業主委員會成立起來，就將影響到原有的合作關系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工作消極甚至拆臺。這些觀點其實很幼稚，反而更加深了人們相互間的不信任，無助于雙方更好地合作。
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我想一個原因是人們把太多的具體問題，諸如物業費的高低等等提到了表面，導致由于利益和其他觀念上的分歧造成業主與物業公司以及業主內部的羈絆。在業主方面，其實只要大家想一想，究竟是自己管理好還是把自己的事情交給別人好，問題的答案就出來了。自己的事情當然還是應該自己管，所以擱置具體的主張與分歧，少一點意氣用事是必須的。同時增強合作意識，整天罵物業只能強化對立意識，帶來消極的影響。換位思考，物業的態度也沒什么不好理解的，準也不希望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受到削弱，誰在那個位置上差別都不大，過多地從道德立場指責一種商業的自利行為沒有多少意義。對于物業公司來說，更應該理解業主們的期望和心情，增強服務意識，用長遠的眼光看待與業主的關系，在維護既得利益的問題上過分的短視并不是明智之舉。
第二個原因更重要，那就是業主們如何組織起來，這涉及到經濟學里面叫做交易成本的問題。舉個例子就很清楚了，我們小區最近鬧騰的一件事就是有房屋被出租用來經商，引起鄰里的非議，但其業主不僅不道歉和改正反而聲稱有誰不滿可以起訴。這個業主就深諳交易成本之道：誰也不會為這點不大但卻是公共的事情自己費老大的氣力!這個業主的精明正好也說明很多看似深奧的道理其實就是常識，用不著什么專家都能明了。
同樣基于交易成本的考慮，我們對待物業公司的一些違約行為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處理，特別是在過渡時期更應該把握分寸，而不是出于激憤而一味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很多人拒絕繳納物業管理費，這樣就容易造成惡性循環。我們應該認識到，即使在有著完善的法律規范的市場中，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總有些人在自利動機驅使下，得以投機取巧盡量突破法律規范，對待這類理性所不及的問題一方面我們需要呼喚道德，一方面應該從現實出發，原則性與妥協性相結合。
搬家之前，我原先居住的小區就開了南京市撤換物業公司的先河，引起當地媒體的廣泛報道。費了九牛二虎之勁召開業主大會，改選了“傀儡”的業主委員會進而撤換物業公司，但實際效果是小區的管理并沒有真正改善反而似乎更差了。這些經驗值得反思。小區管理是典型的自治形式，它讓我們聯想起前南斯拉夫的自治模式。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降低運作的交易成本。南斯拉夫模式的啟發就在于一個合理的自治運作可以是輪換制度，而我們目前普遍的錯誤似乎就在于把它變成選拔或選舉制度。選拔增加了交易成本，很多人不愿意為這類事情投入個人精力，這完全是理性的選擇。同時，大部分業主對業主委員會候選人也很難了解，由此導致選舉的變形，反而產生管理的低效率和舞弊的可能。以我的觀察，業主委員會似乎也有不小的權利，但一旦組成往往很難改換，交易成本之故也。
這里還牽涉人們對民主的看法。民主被理解為在選舉制度下的能人統治，而不管民主的成本和效果。其實合理的統治是恰如其分的管理，精英做好精英的事，老百姓做好老百姓的事。選拔業主委員會，什么干部教授學歷之類都成了當選的砝碼，令人覺得啼笑皆非，這難道不是一種精英們的不務正業?此外，—個人過去的行為也不能說明太多問題，以所渭的對小區公共事務的貢獻來選拔實際上也未必有多大道理。在公益的背后，私利往往是一種潛在的微妙的驅動，也很容易改變人。因此，有效管理之本并非—定在于能人與賢人，而更應該是低成本與高效的監督以及合乎自然的安排。希臘先哲蘇格拉底就教導我們，公正其實就是每個人處于他應有的位置，看似平淡甚至同義反復之語卻能給人以啟發，我們受過很好教育、有著令人羨慕職業的精英們應該多關心國家大事，把小區的事務交給閑人馬大姐這樣的事兒媽，這大概才是體現智慧與高尚的安排。
從國家大事到細微的小區管理，面對諸多困擾，很多人都抱怨說是因為人們的民主意識不強。我認為正相反，是因為民主意識太強了，精英和貴族意識太欠缺，以至忘記了民主也不能離開“恰當”這樣的“自然”。精英混跡于平民趨向平庸化是大一統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精英不是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更不用說眼光向上，最終形成社會制衡的有生力量，而是一味向下看，摻和到平民的事務中，進而不僅自己變得低俗，也攫取了本應屬于平民的權益，其結果是整個社會變得低俗且頑固僵化。組建個業主委員會搞得像傳統科舉與現代民主的混合物，這說明我們這些現代化的中國人骨子里其實很傳統，從一個角度也說明西方的現代性某種程度上與東方功利主義的傳統性有著微妙的契合。進一步甚至可以說，我們什么時候擺脫了科舉制度的影子，什么時候就能夠有效地運用民主了。
在小區管理的問題上， 民主與恰如其分的管理是完全一致的，民主要求每個業主家庭都有同等的機會參與管理，而恰如其分的管理要求管理者的能力與管理的事務相稱，小區不過就是一個大的家庭且管理職能相當有限，因此，業主委員會的重任幾乎每個家庭婦女都可以擔當。理解了這—點我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一條組織小區業主委員會的簡潔合理的模式，即在自愿基礎上的抽簽輪換制度，不僅使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而且在效能上不會比其他模式差。具體說，根據每幢樓戶數的多少分配業主代表人數，然后通過抽簽或者協商決定。這樣業主委員會更具代表性，可以防止濫用民主比較容易出現的過分激進(大眾氛圍下往往是激進而不是平實的言論更受歡迎)而對物業采取不合作主義，也避免了廣大業主因為參與成本過高而被架空的問題，有效地杜絕業主委員會自身可能出現的腐敗和舞弊。通過這樣的途徑，可以讓廣大業主認識到自治與民主既是一種權利也意味著相應的承當，即為公益服務的義務。對精英們來說則應該意識到民主不僅是一種關乎功利的手段，它本身還是面向大眾的學習與教育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