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產權房似乎終于有半條生路了。一個多月前，某市政府準備對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一批由原來的農民建造的所謂“違法建筑”予以部分地承認，公眾以為這是小產權房邁向合法化的第一步。某部委官員馬上表態反駁，強調小產權房是違法的。隨后，又有官員透露，由于各地小產權房的情況不一樣，中央或國土資源部不會出臺統一的處理意見。該部將與各地共同從實際出發，認真調研，依法合情合理地處理。
這樣的表態實際上給了小產權房半條出路，官員的不同言論至少表明，政府內部是有不同意見的，一些官員會覺得，應當承認小產權房的現實，應當讓農民享有在村集體土地上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權利。
筆者認為，《土地管理法》也能夠沿著這個方向進行修訂，進一步確認農民集體土地可以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原則。事實上，這些年來，很多學者都提出了這樣的呼吁，學界、輿論也已經為此提出了若干不容回避的理由：
第一，兩種土地所有權平等原則。按照現有法律規定，中國的土地分為兩大類，主要集中于城市市區的國有土地，由政府擁有所有權。農村土地則主要由各個村集體組織擁有所有權。然而，盡管同為土地所有權，法律、政策卻對這兩種所有權區別對待。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政府可以“處分”國有土地，必須通過出讓建設用地獲得高額收益，村集體卻不能“處分”土地，不能在其土地上進行建設開發。
如果政府可以處分其土地，則按照憲法的人人平等原則，農民同樣享有這種權利。國家當然應當保護耕地，政府也可以對農民轉換土地用途的活動進行監管，但是，政府不可完全剝奪農民的這種權利。此一問題的關鍵是，村集體能否在其所有的土地上，如政府在國有土地上那樣設定建設用地使用權？
第二，通過土地平權，可以更好地實現城鄉統籌。目前的經濟困難再次凸顯了城鄉統籌發展的緊迫性，問題是，城鄉如何統籌發展？
不錯，政府確實應當增加對鄉村的公共品投入，因為長期以來，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都是城市中心的，而這對農民是有點不公平的。顯然，農民自身命運的改變，還是要靠農民自己。如果農民也有權利用其所掌握的最重要的資源，土地，那農民——至少相當部分農民——就完全有可能逐漸改善自己的境遇。
農民的這種努力也可以改變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乃至整個經濟、社會、文化結構畸形的格局。如果農民可以在其土地上設立商品房的建設用地使用權，既可以誘導人口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隨之各種資源也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這樣，鄉村本身的生產、生活、文明形態也會逐漸演進，城市與鄉村可以同步發展。
值得贊同的是，《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在農村集體土地權利上的規定，已趨向公平。比如它已規定，國有土地、集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它也承認，鄉村有建設用地要求，可以“依法取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不過，對于這一建設使用權的范圍及取得程序，未予清晰界定。同時，另外一些規定似乎有所倒退，比如，對農民的宅基地，它只規定了“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而省略了“處分”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