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主維權現象的出現和增加，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上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城市居民沒有私人財產，也沒有業主，當然也就不會有什么業主維權現象。自從我國實行房屋私有化和承認私有財產之后，許多城市居民同時也就成為了業主。
而業主的維權意識，需要有一個孕育和覺醒的過程。幾年以前，許多業主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有法律意義上的物權，更不知道自己在住宅區里還享有那么多共有的公共權益。只感到自己個體的孤立、弱小和無奈。2003年9月國家《物業管理條例》的頒布，教育和喚醒了業主們的維權意識。
但與此同時，物管企業和政府相關部門卻對此毫無準備。物管企業本來是收了物業管理費的，它的職責是為業主服務，本來應該叫“物業服務公司”，“管理”二字凸顯出把業主當成被管理對象進行管理的過時心態。由此出現服務意識缺乏、態度惡劣，甚至毆打業主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一些政府部門一直有一種不信任民間的家長主義情結，認為凡事不經過他們主持和批準就不能算數，很多時候對業主的維權活動抱著懷疑和排斥的態度。再加上有些政府部門和開發商、物管企業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不能做到秉公處理。這些都是業主維權的個案不斷增加的原因。
《南》：業主維權的主要訴求有哪些?
徐：綜合起來，業主維權的訴求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與開發商的合同糾紛。包括交房拖期，質量低劣，面積縮水，裝修貨不對板等等。二、開發商侵占或出售作為業主共有財產的小區公用設施。比如侵占架空層出租牟利，將配套的商用房屋占為己有，不移交會所，不移交停車場，挪用業主的公用設施維修基金等等。三、關于物管企業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方面的糾紛，以及物管企業侵占業主公共利益方面的問題。四、政府部門對業主權益的漠視和侵害也是業主維權的重要內容。政府部門不能依法處理業主投訴，甚至利用公權協助或參與對業主權益的侵犯。五、業主委員會是否代表多數業主的意愿，是否執行業主大會的決議，也是業主維權的內容。
維權要有理有節
《南》：您怎樣看待深圳業主的維權行動?
徐：業主維權運動涉及業主、政府、開發商、物管公司等多個主體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歸根到底是利益關系，因此業主維權運動標志著新型的社區政治正在中國形成和興起。所謂社區政治，其實就是不同的利益主體按照一定的原則和程序，通過協商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通過談判來尋找滿足各方利益的平衡點。
業主維權激發了公民的參政熱情，而住宅小區中的民主，是一種以產權為基礎、以業主自治為訴求、以業主委員會為主導的新型民主形式。許多學者都認同，業主委員會的發展能夠給社區發展打下更堅實的基礎，更有助于培養公民社會。
《南》：據您了解，深圳業主的維權行動和全國其他地方相比，有哪些特點?
徐：理性維權、有利有節正在代替以往業主直接面對發展商、物管公司的孤軍奮戰場面，堵路、游行等過激行為逐漸成為歷史，通過聘請律師，利用政府的相關政策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成為主流。
另外，網絡也成為業主集體維權的有效途徑，往往樓還沒建好，業主論壇上已經熱鬧成一片，工程或其他地方稍微有一點不足的地方，馬上就被傳播出去，這在幾年前是根本看不到的。這些趨勢的出現，與深圳的人口構成很有關系。業主們普遍比較年輕，文化層次高，有不少人在法律、建筑方面的專業知識豐富，處理問題時態度冷靜，各項維權事由都能夠做到有理有據，完全是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很少出現過激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