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公證遺囑作為五種遺囑形式之一，何以具有效力上的優先性，似乎很難找到科學、合理的依據。這種規定不但令人難以信服，而且與遺囑繼承之立法目的不相吻合，違背了遺囑自由原則，限制了遺囑人的遺囑撤銷權，應予修改。
關鍵詞：公證遺囑；法律效力；繼承
公證遺囑，是以公證方法做成之遺囑，是遺囑方式中最確實之方法，為多數國家立法所采用，我國繼承立法也不例外。但有所不同的是，我國繼承立法和司法解釋在規定遺囑形式時卻賦予了公證遺囑不同于其他形式遺囑的法律效力，把公證遺囑置于其他形式遺囑之上，使公證遺囑具有高于其他形式遺囑的法律地位。這在各國繼承立法上是罕見的。具體表現為繼承法第20條第3款規定的“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2條規定的“遺囑人以不同方式立有數份內容相抵觸的遺囑，其中有公證遺囑的，以最后所立的公證遺囑為準；沒有公證遺囑的，以最后所立的遺囑為準。”立法上的這一規定和司法上的這種解釋，我們稱其為公證遺囑的效力優先性。
公證遺囑何以具有優先于其他形式遺囑的法律效力，似乎很難找到科學、合理的理由。目前學者較為統一的看法是，因為公證遺囑是經過國家公證機關公證證明的，最能體現遺囑人的真實愿望，其真實性和合法性最為可靠。更有甚者，如果將公證遺囑也視同普通遺囑對待，當事人申請對遺囑進行公證就失去了意義……。本人認為，這種解釋未免有點牽強附會，令人難以信服。難道說沒有經過公證證明的遺囑其真實性和合法性就不可靠，如果這樣，繼承法為什么不規定遺囑應當采取公證形式，相反，還要規定其他幾種遺囑形式呢？何況，公證不過是國家公證機關對法律行為本身真實性和合法性的證明，以確認該法律行為合法成立。然而，“法律行為的成立，屬于事實判斷問題；法律行為的有效，屬于價值判斷問題。”[1]（p148）法律行為的成立是法律行為效力的邏輯前提。公證即屬于對法律行為成立的事實判斷，而非對法律行為效力進行認定的價值判斷。這種解釋的不足之處就在于混淆了遺囑法律行為本身與其效力的關系，將遺囑法律行為與其效力等同看待，以法律行為代替其法律效力，這是不足取的。所以，公證遺囑的效力優先性缺乏科學、合理的依據，是值得商榷的。
一、與遺囑繼承之立法目的不相符合
遺囑繼承是與法定繼承相對應的另一種繼承方式，是指繼承人根據被繼承人遺囑的指定繼承被繼承人遺產的法律制度。它與法定繼承最大的區別就在于，繼承人的范圍和繼承遺產的種類、份額都由遺囑人指定。所以，遺囑繼承直接體現了遺囑人的意志自由。法律確定遺囑繼承的目的正是為了充分尊重遺囑人的意愿，使其財產在其死后能轉移給其指定的人所有，以體現法律對公民個人財產所有權的徹底保護。但遺囑繼承需以遺囑為前提，沒有被繼承人的遺囑，不能發生遺囑繼承。而遺囑是遺囑人生前按照法律規定處分個人財產以及與此有關的事務，并于其死亡時發生效力的法律行為。它與其他法律行為相比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遺囑是一種單方法律行為。所謂單方法律行為，是指僅以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法律行為。遺囑既為單方法律行為，惟依遺囑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不必向一定相對人表示，亦不須任何人受領。2.遺囑為遺囑人獨立自主的行為。遺囑是具有嚴格人身性質的法律行為，需由本人獨立完成，既不許他人意思之輔助或代理，也反對任何人的干涉和限制，必須是遺囑人本人真實的意思表示。3.遺囑是因遺囑人的死亡才發生效力的法律行為。遺囑雖為遺囑人生前的意思表示，但在遺囑人死亡之前，遺囑并不產生法律效力，且對遺囑人無任何拘束力。遺囑人可以隨時撤消或變更自己所立的遺囑，既不受時間上的限制，也不以任何原因為必要，只要是遺囑人最終的意思表示即可。4.遺囑是一種要式法律行為。所謂要式法律行為，是指必須符合法律規定方式的行為。遺囑非依法律規定的方式做成，不能發生法律效力。因此，判定一份遺囑是否有效，除了要看其是否符合一般法律行為的生效要件，即遺囑人立遺囑時是否具有遺囑能力、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實、遺囑的內容和形式是否合法外，還要看其是否符合遺囑自身的特點，即是否是遺囑人本人真實的、最終的意思表示。遺囑只有是遺囑人真實的、最終的意思表示，才是遺囑人真正的意思表示。這樣的遺囑賦與其法律效力才有利于保護遺囑人自由處分其財產的合法權利，也有利于保護繼承人的合法繼承權。而公證遺囑的效力優先性，極有可能使遺囑人最終處分其財產的意思不能表達，使遺囑人的真實愿望難以實現。因為，遺囑人一但訂立了公證遺囑，非經公證程序撤消、變更，采取其他任何方式訂立的遺囑均不生效，在繼承開始后，仍要適用原先所立的公證遺囑，而不管它是否依然體現了遺囑人的真實意愿。這是不符合遺囑繼承之立法目的的。
二、違背了遺囑自由原則
遺囑自由原則是私法自治原則在繼承立法中的體現，為各國繼承立法所肯定。遺囑自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通過訂立遺囑處分自己財產的自由權利，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價值觀念。我國繼承法第16條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并可以指定遺囑執行人。”繼承法第17條、第20條還規定，公民可以訂立公證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和口頭遺囑，遺囑人可以撤消、變更自己所立的遺囑。可見，我國也是實行遺囑自由主義的。繼承法上的這一規定表明，遺囑人不但有立遺囑的自由，還有選擇立什么形式遺囑的自由，以及撤消、變更自己所立遺囑的自由。此外，繼承法第22條還為遺囑人遺囑自由的實現增設了保障條款，即“遺囑必須表示遺囑人的真實意思，受脅迫、欺騙所立的遺囑無效；偽造的遺囑無效；遺囑被篡改的，篡改的內容無效。”盡管繼承法對遺囑人的遺囑自由有所限制，但嚴格地講，這種限制僅是對立遺囑人真實意思的限制，即對其意思表示內容的限制，而非對其意思表示形式的限制。如繼承法第19條規定：“遺囑應當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這在各國繼承法上莫非如此。而公證遺囑的效力優先性卻從遺囑人意思表示的形式上限制了公民遺囑自由權利的行使。1.公民一但訂立了公證遺囑，在公證遺囑撤消或變更之前，就不能再用其他形式訂立遺囑，即就是訂立了，也是無效的。2.從遺囑自身的特點來看，它是于公民死亡時才發生效力的法律行為，遺囑的成立與其生效之間有一定的時間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客觀情況可能隨時發生變化，在情況變化之后，公民要想撤消或變更自己原來所立的公證遺囑，就必須履行相應的手續，否則，是不能撤消或變更的。有時，遺囑人甚至想通過公證的方式撤消或變更自己所立的公證遺囑，但由于客觀上的原因未能如愿。如前往公證處的途中死亡，或身處困境（隔絕地、海上、空中、戰場等）無法前往，但又不能用其他方式表達自己的愿望。因此，公證遺囑的效力優先性對公民自由表達自己對其財產的最終處分意思是一種束縛，違背了遺囑自由原則。執行這樣的公證遺囑，無疑是對遺囑人真實意思的否定，甚至可能是背叛。所以，任何一種遺囑方式，只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就應得到法律的認可。公證遺囑和其他形式的遺囑一樣，都是公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最終意思的法定方式，公民無論做出哪種選擇，都應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