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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魏道明
提要：中國古代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遺囑繼承制度。遺囑繼承制度的產生，以單純的個人所有權的普遍化和血親觀念的相對淡化為前提條件，而中國古代不具備這些條件；中國古代的法律僅允許被繼承人在"戶絕"時適用遺囑，有子時則必須實行法定繼承，與普通意義上的遺囑繼承制度相去甚遠；雖然古代史籍中有實行遺囑繼承的個別實例，但不能據此認為中國古代存在遺囑繼承制度。
關鍵詞：中國古代遺囑繼承
中國古代存在著遺囑繼承制度的觀點，已經得到了法史學界的普遍認同。凡筆者所見涉及繼承制度的法制史論著都重復了這樣一種共識：雖然古代中國遺囑繼承的風氣并不盛行，但至少自漢代以來就有了遺囑繼承制度，且效力高于法定繼承參見張晉藩著《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陳鵬生主編《中國古代法律三百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蒲堅主編《中國法制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邢鐵著《唐代的遺囑繼產問題》，載《人文雜志》1994年5期。竊以為，這一結論是在對產生遺囑繼承制度的前提條件研究不充分、概念使用不精確、論證方法不嚴謹情形下做出的，難經推敲。故撰此詰難之文，以求爭鳴。
一遺囑繼承制度的前提條件
財產繼承不僅以個人所有權為前提條件，繼承方式也取決于個人所有權的類型，個人所有權的類別不同，其繼承形式也迥然各異。在人類社會早期，個人所有權一般表現為個人共同共有權，人們以家族、大家庭等親屬關系為紐帶組成共同共有團體，成員同為共有主體，共同享有所有權。雖然個人共有權本質上屬個人所有權，但因共有主體的財產權利不按比例劃分，而是對全部財產不分份額地享有所有權，每一主體便不可能明確自己應享有的財產份額，個人所有權事實上無法擺脫共同共有關系而獨立存在。個人所有權既不純粹，作為所有權轉移手段的繼承行為也必然要受到限制，財產繼承只能在親屬范圍內傳替，死者不能自由決定。這種繼承方式便是所謂的法定繼承制度。法律限制遺產的自由轉移，是因為共有團體都由親屬組成，當然要首先保證死者生存親屬的財產權利；而且由于共有人對全部共有財產不分份額地享有所有權，死者之遺產與共有財產之間也無法區分，即便法律允許死者利用遺囑自由處分財產，實際上也無法操作。所以，共同共有關系下，只能產生法定繼承，通過遺囑自由轉移財產的繼承制度，在當時的產權體制下是無法想象的。只有當個人所有權擺脫親屬共有權的羈絆，產生出物的所有權屬于單獨一個個體的單純的個人所有權時，個人對物的權利排他且完整，擁有對物的完全處分權，才能實現遺囑自由。法定繼承則退居其次，只有被繼承人無遺囑或遺囑無效時，方進行法定繼承。所以，如果說繼承以個人所有權為前提，那么，遺囑繼承則必須以單純的個人所有權為充分又必要的條件。歷史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遺囑繼承之所以發軔于古羅馬，無疑與當時獨立的個人所有權的確立有著直接的關聯，以后世界各國的遺囑繼承制度也莫不以單純的個人所有權為基石。
不可否認，近現代法律都允許按份共有制下的共有人用遺囑處分自己擁有的財產份額，但這并不意味著遺囑繼承無需以單純的個人所有權為前提，也不能說明在個人共有權制度下能否適用遺囑繼承完全出自于法律的任意規定。按份共有的組織形式不同于親屬共同共有。后者之成立，基于家族、家庭等親屬公同關系，沒有公同關系就不會有共同共有關系，共有人的共有權是"生成的"，無論長幼、無論是否對共有財產的積累有所貢獻，只要是屬于家庭、家族范圍之內的，天生就具備共有權；共有人不分份額地共同擁有共有財產，相互之間的權利與義務混同連帶。而按份共有下，共有權之成立，基于人或物的集合，由單純的個人所有權自愿組合而成；共有人按份額對共有財產分享權利、承擔義務，份額之多寡取決于出資比例、貢獻大小或合同約定，共有權是各自勞動"做成的"。基于單純個人所有權的按份共有，因各領有其應有部分，一個共有人死亡，其份額可按遺囑自由處置。可見，近代按份共有下的遺囑繼承仍然是以單純的個人所有權為前提條件的。
遺囑繼承制度的產生，還需傳統家庭觀念和親屬觀念的淡化這一輔助條件。眾所周知，法定繼承是隨著親屬關系的日益明確而出現的，其典型特點是遺產必須由親屬繼承，繼承順序取決于繼承人與死者的親等關系，因此，法定繼承被看做是維系親屬共有關系與情感聯絡的最佳繼承方式。而遺囑繼承制度則允許死者將遺產留與他認為合適的人或團體，不必局限于法定繼承人，事實上是對親屬絕對繼承權的否定。這樣一種繼承制度，只能產生于家庭、親屬觀念日趨淡漠的社會環境中。親情關系的淡漠，在一個單純的個人所有權成為個人所有權主流的社會中，極易出現，因為親屬間財產分立，缺乏財產權方面的密切聯系，必然導致親情關系的淡化。但在一個個人共有權仍然是個人所有權關系主流的社會中，親情觀念依然濃厚，財產屬于親屬共有意識仍舊強烈，法律極有可能不允許享有單純的個人所有權的主體使用遺囑權利，所以，徒有單純的個人所有權，還不足以引發遺囑繼承制度產生。
遺囑繼承制度只能是以上兩個方面條件綜合作用下的產物，考察中國古代是否有遺囑繼承制度必須從研究前提條件入手。而無視單純的個人所有權與遺囑繼承制度之間的因果關系，將之當做無需上述條件而可獨立存在的社會制度，正是目前研究中的通病。有些學者雖然注意到單純的個人所有權與遺囑繼承制度之間的聯系，卻又別出心裁地認為這種聯系只存在于西方社會，而中國古代的遺囑繼承"并非像西方的繼產遺囑那樣基于財產私有制度，而主要是傳統的家庭觀念所使然"邢鐵：《唐代的遺囑繼產問題》。這其中的邏輯混亂一望便知：首先，任何繼承都以實現私有財產權的轉移為目的，沒有私有權也就沒有繼承，中國古代如何會有不基于財產私有制度的財產繼承制度呢?其次，所謂遺囑繼承"是傳統的家庭觀念所使然"的論點暗含一個邏輯前提，即中國古代的法定繼承不以家庭觀念為出發點，被繼承人若不使用遺囑手段，其家人將難以繼承其遺產。而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古代的法定繼承完全是以家庭為本位的，明確規定父死子繼，且為平均繼承，怎么能說是傳統的家庭觀念導致遺囑繼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