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小姐是上海人，年過30,尚未婚配。1995年，經在美國的姨媽介紹與一位老華僑白先生在上海相識。白先生早年移居美國，在加州做了幾十年生意，在舊金山灣區和南加州置下了許多房產，靠收取租金便可過富足的生活。認識馬小姐的時候，白先生已經六十有八。白先生有一子一女，都已長大成人。幾年前，白太太去世，白先生難耐孤獨，便計劃再娶。
馬小姐和白先生相識后，雙方有意，很快打得火熱。雖然白先生的年齡與馬小姐的父親相當，但馬小姐自有打算———嫁給白先生既能拿到綠卡，又能生活富足，何樂而不為?
1995年年底，二人在上海結婚。婚前，他們簽訂協議，同意雙方的婚前財產在婚后各歸自己所有。除非雙方事先同意，在離婚或一方去世時，另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分取對方的財產。婚后，白先生為年輕的白太太辦妥了移民手續，并把她接到洛杉磯的家中團聚。
白太太初入白家，生活還算習慣。只是老夫少妻，性格和想法差別不小，加之人生背景各異，便免不了摩擦。白先生雖然財力雄厚，卻十分小氣，花錢如割肉，經常遭太太白眼。更令白太太難以容忍的是，白先生常限制她的人身自由———不讓她獨自出門，或與其他朋友交往。白太太提出進大學念書，也遭到白先生反對，因為不想給她出學費。
老夫少妻就這樣疙疙瘩瘩地過了3年。1998年圣誕節，白先生的兒女回家團聚。一家老小正歡聚一堂，白先生突然暈倒在地，不省人事。送到醫院急救，總算保住了性命。醫生說，白先生心臟功能衰竭，必須盡快進行心臟移植手術。但當時沒有現成的心臟供白先生移植。等待心臟移植的病人已經排起長隊，其中的大部分直到去世都不可能等到移植的機會。
醫生建議白先生出院后住到護理中心，由專業的護理人員全天候照料。白先生遭此打擊，想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十分悲觀。在護理中心住了一個星期，白先生忍無可忍，堅決要求回家。回家后，他與太太談起自己將不久于人世，要安排日后的遺產繼承。白先生把自己名下的產業向太太講述了一遍，加到一起，至少也有400萬美元。講完后，他請求太太在他有生之年好好對待他，并保證，如果她能像賢妻那樣服侍他直到他去世，他將收回他們的婚前協議，把自己財產的一半留給她。
白太太覺得空口無憑，要求立字為據。在白先生的口述下，白太太起草了一份協議。白先生在協議上簽字后，交由白太太收藏。此后，白先生再也沒有搬回護理中心，除了偶爾去醫院檢查外，天天在家由太太伺候。這回，白太太真做了一回賢妻，服侍白先生無微不至。
3個月后，白先生的病情惡化，而移植心臟的手術仍然遙遙無期。1998年5月，白先生心臟病再次發作，搶救無效，在醫院的急救室里去世。馬小姐覺得自己的苦日子總算熬到頭了，便打算執行當初白先生在病床上簽署的協議。然而，葬禮一過，白先生的女兒便找到馬小姐，要求她從家里搬出去。馬小姐大為光火，告訴她白先生已經把遺產的一半留給了自己。白先生的女兒聽后，吃驚不小。她拿出白先生的遺囑，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白先生死后只把銀行賬戶里的5萬美元現金留給馬小姐，其余所有動產和不動產均歸兒子和女兒共同所有。
馬小姐不服，拿出白先生簽署的把一半遺產留給她的協議。這份協議明顯與白先生的遺囑不符。馬小姐與白先生的兒女各執一辭，互不相讓，只好對簿公堂。
在法庭上，雙方的爭論集中在白先生在病床上簽署的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美國各州的普通法中，立約雙方必須各有代價，合同才有效。比如說，如果一個陌生人說要把他的奔馳車白送給你，你可不要當真。如果你要他履行承諾，法庭多半會判這種贈予的承諾無效，因為你作為合同的一方沒有任何代價。但是，如果一個身患絕癥的老人說，如果你悉心照顧他半年，他就會把自己的奔馳車送給你，法庭可能會承認這個協議，因為協議的雙方都有代價。
在此案中，法庭在判定白先生簽訂的“病床協議”是否有效時，要看協議雙方是不是都有代價。按照協議，馬小姐以服侍白先生換取白先生的一半遺產，所以得到馬小姐的服侍應當是白先生奉送一半遺產的代價。但是，法庭認為，這個代價并不成立。加州的家庭婚姻法要求夫妻具有相互服侍的義務，包括一方在病中時，另一方有義務悉心照料。所以，馬小姐作為白先生的妻子，照料白先生是應盡的義務，而不是額外的工作。
另外，法庭也從公共政策的角度考慮馬小姐一案。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社會不應當鼓勵
“病床協議”。尤其在家庭婚姻關系中，“病床協議”有悖于婚姻家庭應有的意義。在本案中，“病床協議”把夫妻關系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無助于促進婚姻質量。基于以上理由，法庭判定白先生簽訂的“病床協議”沒有合法的代價，所以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