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囑是對自己財產處分的一種積極形式。以前一般是老年人或身患絕癥的人才會想到要立遺囑，年輕力壯的人通常不會。首先沒有這個必要，其次受中國傳統(tǒng)的“未知生，焉知死”觀念影響，年紀輕輕的立遺囑也被認為是“不吉利”，仿佛畫了道符詛咒自己一般。
但是，最近幾年28歲~40歲的青年人選擇立遺囑的越來越多，時下的年輕人未雨綢繆地想到了“身后之事”。這與現實社會狀況有關。以前社會相對穩(wěn)定，人口流動少，意外發(fā)生的幾率較低；現在交通發(fā)達，許多人因工作需要都做起了“空中飛人”。媒體隔三差五地報道某某航空公司飛機失事，機上乘客全部罹難，讓這幫“飛人”們感到危機四伏。所以人們在受益的同時內心的安全感下降，危機感上升。同時青年人立遺囑也反映了公民的法律意識增強，責任感增強。
從法律上講，遺囑繼承要優(yōu)先于法定繼承。也就是說，對公民的財產繼承，如果財產所有權人生前立有遺囑，只要該遺囑是合法有效的，就必須按遺囑繼承，而不能法定繼承。如此一來，有沒有遺囑就不一樣了。
首先，遺囑能使財產發(fā)揮最大作用，給最需要的人。曾經有一位咨詢的先生將遺產全部留給了母親，因為在父母中，他認為母親更需要照顧。
其次，愛與歸屬感也是人的行為動機，而且是比安全感更高一個層次的動機。被繼承人生前心底牽掛、愛護著一個人，死后把遺產留給對方，也是一種表達愛意的方式。現代人選擇將遺產留給自己心里最渴望給的人，也表明他們活得更真實、更自我，更尊重自己的內心需要。
第三，許多人將自己的財產留給繼承人以外的人，例如夢露。自己的財產自己做主，將它交給不同的對象，而不僅僅是法定繼承人，也能反映出社會更加多元和開放，能容許不同的價值觀同時存在，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至于另外一種情況，將遺產捐贈給社會公益事業(yè)、慈善機構，這是人對“被尊重”、“實現自我價值”這一需要的滿足，表現了對國家、對社會、對人類的責任感，同時也受到了國家、社會、人類的尊重，實現了自我價值。
繼承法在我國已頒布20年了，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有關因遺產繼承糾紛鬧上法庭的例子，比比皆是，僅從媒體披露的遺產繼承糾紛上看，大多主要是因為被繼承人對繼承法知識的缺失而不知遺產繼承方式、程序和范圍，或事先未定立明確清晰合法的遺囑來處分自己的遺產而造成的。目前在國外遺囑已成為最主要繼承方式，而在我國，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遺囑繼承還不能為廣大老年人普遍接受或了解，這是產生遺產繼承糾紛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個人財富的積累和社會的老齡化趨勢的發(fā)展，遺產繼承在我們的生活中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普及繼承法知識，讓老年人了解如何定立遺囑，如何分配自己的財產，避免家庭矛盾的產生，對建立和諧家庭和社會顯得愈加重要。假如我們都能在自己意識清楚的時候，將自己的財產指定好繼承人，就會在身后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和糾紛，與己、與人、與社會、與國家都有利，何樂而不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