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年來，隨著離婚率的逐年上升，家庭結構呈現多元化和復雜化趨向。就子女而言，繼父母、與父母同居者等“陌生人”進入了他們的生活，監護制度是否要隨家庭結構的變化而調整相應機制，可否讓“陌生人”介入以彌補監護的欠缺，這是需要深入研究和充分論證的問題。
父母再婚后，子女與父母的再婚配偶形成繼父母子女關系，從現行法的規定看，我國的繼父母子女關系在法律上分為兩種：一是形成直系姻親關系;二是形成擬制血親關系。前者主要是指父母再婚后，子女已經成年或未與繼父母共同生活，相互間不存在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后者主要是指未成年的繼子女與繼父母共同生活形成了撫養教育關系的，法律賦予其等同生父母子女間的權利和義務。
《婚姻法》第27條規定：“繼父或繼母和受其撫養教育的繼子女間的權利和義務，適用本法對父母子女關系的有關規定。”這一規定作為調整繼父母子女關系的法律依據，無疑存在很大的問題。首先，何謂形成了撫養教育關系?按照婚姻法的規定，撫養子女的義務應由生父母承擔，如果生父母一方死亡，則生存的一方為撫養人，獨自承擔監護職責。如果父母離婚，不與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的也并不免除，其仍然承擔子女撫養和教育的義務。依此規定，父母再婚后，生父或生母以夫妻共同財產撫養子女，應視為其履行法定撫養義務的個人行為，并不必然代表其配偶也在履行對繼子女的撫養義務。即使繼父母用法律上屬于其個人的財產給予繼子女，也應視為民法上的贈與行為，并不能就此認定雙方形成了“撫養教育關系”，并進而賦予繼父母享有親子身份上的權利。而對于簽訂了財產分別所有約定的再婚家庭，法律也沒有設置雙方各自撫養生子女的禁止性規定。現行立法缺乏“形成撫養教育”的具體認定標準，事實上也無法確定標準，無論以共同生活時間的長短，或是以生活費給付的多少，都不能還原繼父母子女關系的真實生活狀態。
其次，姻親關系何以轉化為擬制血親?血親分自然血親和擬制血親兩種，收養法對擬制血親的形成規定了嚴格的條件和程序，而一起共同生活的繼父母子女，僅以抽象、籠統的所謂“形成撫養教育關系”即可徑自轉化為擬制血親，顯然違反收養法的規定。從身份關系的建立上講，繼父母子女關系是以子女生父母的婚姻為基礎的，雙方不以建立父母子女關系為初衷，相互間存在的姻親關系，只是生父母婚姻關系的附隨效力，而姻親相對血親而言，屬較遠的親屬，故此，各國均不存在將共同生活的繼父母子女直接轉化為擬制血親的規定。我國立法將不確定的條件作前提，不經合意和形式，即在身份上自然發生質的變化，這一規定不僅唐突而且缺乏基本的轉化依據。
立法的模棱兩可，已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種怪圈。這就是，只要繼父母自始不對繼子女“撫養教育”，那么，共同生活的繼父母子女間，始終不發生權利義務關系，繼父母也就不承擔對繼子女的監護責任。但如果繼父母在一段時間內主動承擔了對繼子女的“撫養教育”，那么，相互間的身份關系就在無形中轉化為了擬制血親，自此，繼父母不得再擺脫法定的撫養義務和監護職責。這一立法后果，不僅不合情理，而且極不利于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
法律與司法解釋的沖突，同樣使人無所適從。簡單講，凡與繼父母子女相關的司法解釋，實際上都是在一點點地剝離繼父母作為監護人的可能。例如，婚姻法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隨母姓。收養法規定，養子女可以隨養父、或養母的姓。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9條卻規定：“父或母一方擅自將子女姓氏改為繼母或繼父姓氏而引起糾紛的，應責令恢復原姓氏。”諸此種種，司法解釋所做的限制性規定，完全不考慮繼父母子女間是否形成了“撫養教育關系”。由此不難看出，立法者并沒有真正給予繼父母作為繼子女擬制血親的基本信任，事實上，社會對繼父母作為監護人一直秉持一種排斥態度，而立法者在本意上也并不期望姻親在子女監護上有過多的介入，以免損害到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在共同生活的直系姻親間建立相互扶助的法定義務，如有損害的發生，繼父母需承擔過錯責任。具體的立法建議是：
第一，堅持生父母監護的原則。
法律應堅持未成年人的生父母為其監護人。當父母離婚后，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為子女的監護人，另一方承擔撫養費的給付義務和享有探望子女、監督監護的權利。而與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的配偶，并不當然享有監護權，其只能在配偶的監護范圍內，協助其行使對繼子女在生活上的照顧和管教，除特殊情況為子女的幸福外，不能對繼子女的重大事務單獨行使決定權。反過來講，繼子女也無權要求與之共同生活的繼父母承擔撫養義務，履行監護職責。
第二，廢除婚姻法第27條規定，代之以與繼子女共同生活的繼父母有法定的安全保障義務。
也就是說，繼父母對與之共同生活的繼子女，無論時間長短或是否有財產上的給付，都有法定的安全保障義務。我們知道，在正常情況下，姻親間是不存在法定的權利義務的，共同生活的近親屬間也不必然具有法定的權利和義務，但以現代社會的要求和道德標準，在共同生活的直系姻親間設置安全保障義務是必要的。這一強制性的規定，并非來自監護權，而是源于國家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以及繼父母子女間存在的親屬身份關系和共同生活的事實。實際上，共同生活的繼父母是不能不照顧近在身邊的未成年子女的，這是社會的要求，也是其對社會、對家庭應當承擔的責任。但照顧的范圍，應限于保護繼子女的身體健康，照顧其日常生活并進行管理和教育、代理日常的民事活動等，不包括未經其生父母同意，使用和處分繼子女的財產、變更其居住地、教育地等重大事務的決定權。如因疏忽或怠慢未履行上述照顧義務，使繼子女的人身和財產遭受損失的，繼父母應就其過錯承擔責任。
第三，增設不完全收養，賦予繼父母子女間設置擬制血親更多的選擇權。
可以肯定的是，在繼父母子女間建立擬制血親關系，是增進相互間情感，強化監護責任，保障雙方利益的最佳途徑。盡管收養法規定，繼父或者繼母經繼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可以收養繼子女，而且對繼父母子女間的收養條件相對其他收養要寬松，但現行收養法單一的完全收養模式，仍是繼父母子女建立的最大障礙。我國立法如能借鑒西方的不完全收養形式，勢必對消除或減少生父母送養子女的顧慮，調動繼父母收養繼子女的積極性都能起到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不完全收養與被收養兒童完全融入收養家庭，終止原生父母家庭關系不同，不完全收養的效力與完全收養相比相對較弱，被收養者與原出生家庭仍保持部分親屬關系。被收養兒童不僅對其親生父母保留有繼承權，而且當親生父母需要贍養時，他同樣負有。但親生父母對于被收養者的撫養義務卻處于次于養父母的輔助地位。其中，被收養兒童與養父母之間的關系是最基本的法律關系，取得完全監護權和負有撫養義務。(注：蔣新苗：《比較收養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頁。)
第四，重新規范繼父母子女間的相關規定。
(1)關于生父母死亡后的監護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3條明確規定：“生父與繼母或生母與繼父離婚時，對曾受其撫養教育的繼子女，繼父或繼母不同意繼續撫養的，仍應由生父母撫養。”由于上述司法解釋沒有涉及生父母死亡后，與繼子女共同生活的繼父母是否需要繼續撫養的問題，因而在司法實踐中已出現了理解和適用上的混亂。
(2)關于繼子女對繼父母的贍養問題。由于繼父母子女間只是姻親關系，不存在法定的贍養義務，因而，即使由繼父母照顧長大的繼子女也并不負有法定的贍養義務，但如果繼父母確為繼子女的撫養教育盡了很大的心力，或為繼子女的教育或撫養支付了相當的費用，可依據民法的公平原則，要求其對繼父母的晚年生活予以扶助或經濟幫助。
(3)關于繼父母子女間的繼承問題。繼父母子女間不存在血緣關系，因而相互間也就不存在法定的繼承權，但如果繼父母子女間曾共同生活、相互扶助的，可按繼承法第14條的規定處理，即作為繼承人之外的人，取得適當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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