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趙某(女)與許某(男)于2000年相識。2001年8月，趙某在醫院生育一子，孩子出生后一直由女方撫養，經鑒定孩子為許某之子。2013年8月，趙某起訴許某，要求其承擔孩子擇校費用10500元的一半。
許某辯稱，雙方不存在任何婚姻關系、同居關系或戀愛關系。2001年8月，孩子剛剛出生時，女方找到我所在單位，要求我承擔責任，但當初是女方選擇讓這個孩子出生，女方在孩子撫養費的負擔上應承擔更多的責任。此外孩子作為外地學生，不應該在北京交納高額借讀費入學，故不同意平均負擔孩子的教育費用。
法院裁判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不直接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應當負擔子女的生活費用和教育費。許某作為一個有勞動能力的公民，支付撫養費應為未成年人父母的應盡義務。孩子一直隨母親趙某在北京居住、生活，在北京就讀并無不當，但法院認定數額以趙某提交的已經發生的票據體現為準。許某以子女戶籍不在北京拒絕支付其在京學習費用不能成為合理抗辯理由，遂判決：許某給付趙某初一第一學期學費人民幣5185元。
一審宣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包括：一、女性是否享有生育決定權，生育權決定權是男女雙方的權利，還是女性獨有的權利。二、男方不同意生育，女方執意選擇生育，是雙方平均承擔撫養費用，還是女性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筆者認為，生育決定權是女性獨有的權利，男方即使反對非婚生子，在孩子出生后亦應承擔撫養責任。理由如下：
1、生育決定權只是女性獨有的權利。
本案中，男方的抗辯意見間接提到女方私自受孕、不聽勸阻非婚生子，侵犯了男性生育權的問題。醫學上的生育權是指自然人以自然規律或人工授精的方法受孕、懷胎、分娩以及無性生殖繁衍后代。法律概念上的生育權存在于受孕、懷胎和分娩的全過程。生育權是一種人格權，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自然生育、生育義務到生育權利的過程。生育權分為生育請求權、生育決定權和生育選擇權。決定孩子是否出生屬于生育決定權的范圍。生育權具有明顯的沖突性：從民法公平、自由的原則出發，男方對盜精、因欺詐而生育子女的案件中喪失了對后代的自由選擇權。但英美法以及大陸法系的主流觀點還是認為，生育決定權是女性獨有的權利。男方的生育決定權與女性的人身自由權、生命健康權相比，處于下位階。如果兩種權利發生沖突，男性的生育權應當讓步。從法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女性生育子女要歷經受孕、懷孕、生產近十個月的時間，而男方生育子女僅發生性行為即可，女性的投入顯然更多，因此生育決定權是女性獨有的權利。
根據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生育子女不需要男女雙方的合意，女方單方決定即可。女方既有不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生育的權利。女方單方面選擇生育子女，不構成對男方生育權的侵犯。
2、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其父應當承擔撫養費分擔義務。
在本案中教育費用的分擔問題上，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是人工流產合法化的國家，在懷孕初期，男方已經明確表示不同意生育子女，女方在此情況下選擇生育子女，意味著女方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對此德國民法典中亦存在減輕父親責任之規定。然而另一種觀點從兒童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更強調保證非婚生子女的權利。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應當判定非婚生子之父承擔一半的撫養費。非婚生子女的出生已經是無奈，也不能由他們自己選擇。在東方文化的社會背景下，他們的成長歷程注定要比婚生子女更艱辛。將私生子出生視為“對家庭和社會的負擔”拒絕支付撫養費有悖于我國的傳統人倫道德觀念，也會影響父母子女的親情維系。在這種情況下，減輕男方撫養費責任，不利于兒童權利的保護。
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是世界各國未成年人民事權益保護的最重要原則。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訴訟中，均應該從兒童保護角度出發，在利益衡量取舍之時，應優先考慮兒童利益。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應該盡量向最能代表未成年人權益一方傾斜。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體現的實質，是人類繁育后代、保護后代的最基本生存本能。我國儒家傳統文化認為孩子是家庭的、父母的，但西方文化認為孩子是社會的、國家的、民族的、未來的。筆者認為，在現代文明社會，公權力在維護未成年人權益方面的適度介入，并從兒童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能夠起著保護社會及未來有序發展的根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