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李某，男，28歲。
被告：吳某，男，61歲。
1963年12月，原告之母文××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到成都市青白江區彌牟鎮燈塔村一組。被告吳某當時是該組組長、村民兵連長，系有婦之夫。文××因積極要求入黨，經常找吳某匯報思想，為此雙方來往密切。自1965年6月起，吳某多次與文××發生不正當的兩性關系。1965年9月，吳某陪同文××到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做過人工流產。1967年1月，文××又因懷孕回到娘家，同年2月11日非婚生育一子，即李某，當時取名吳文某。李某出生后，文××即寫信告訴吳某，吳某當即寄去現金40元。后因“文革”雙方斷絕來往。1973年，文××與李××結婚，吳文某改名李某。1987年8月，李××去逝。1988年至1989年期間，文××與吳某又恢復來往，吳某還給予文××、李某母子一定的經濟幫助。后因此事被吳某的家人發現，吳某拒絕與文××繼續往來。文××多次找吳某要求給予經濟幫助未果。李某于1994年7月14日向成都市青白江區人民法院起訴，要求確認其與吳某的親子關系，并要求吳某給予經濟幫助。
吳某辯稱：我與文××有不正當的兩性關系是事實。但文××與他人也有不正當的兩性關系。所以，李某不一定是我的兒子，我拒絕給予其經濟幫助。
「審判」
成都市青白江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文××與被告吳某有不正當的兩性關系，文××懷孕生子是事實。但被告吳某與原告李某是否有血緣關系，是否是父子關系，事隔28年余，原告未提交親子鑒定結論，缺乏證據，不能確認。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一百二十八條之規定，該院于1995年6月6日判決：
駁回原告李某的訴訟請求。
原告李某在判決生效后，以專門鑒定需在法院主持下指定單位鑒定為理由，向成都市青白江區人民法院申請再審。該院經審查認為該申請符合法律規定的再審條件，決定予以再審。
成都市青白江區人民法院經再審認為：原審原告之母文××與原審被告吳某多次發生不正當的兩性關系，之后文××生下李某。再審中，吳某承認與李某有親子關系。原判以原告未提交親子鑒定結論而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不當。原審原告申請再審，要求確認其與原審被告吳某有親子關系的理由成立。由于原審原告李某已獨立生活，不具備給付之訴的主體資格，其要求給予經濟幫助的主張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該院于1995年10月7日再審判決：
一、撤銷本院原審民事判決;
二、確認原審原告李某與原審被告吳某有親子關系;
三、駁回原審原告李某要求原審被告吳某給予經濟幫助的訴訟請求。
「評析」
本案涉及三個問題：
一、對本案的證據判斷及運用。
判斷證據是指法院在查明證據真實性的基礎上，確認證據對于案件事實證明力的訴訟活動。判斷證據是證據運用的關鍵，直接關系到人民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和法律適用，也直接關系到當事人訴訟上的利益。對本案證據的準確判斷，直接關系到本案當事人之間親子關系是否確立。吳某與文××從1965年6月起就有不正當的性關系，同年9月吳陪文到醫院做過人工流產，1967年2月11日文××生下李某，當時又以雙方之姓取名吳文某，吳某知李某出生后，當即寄去現金40元。1988年至1989年期間，吳某與文××又恢復往來，吳還給予文××母子一定的經濟幫助。后因此事被吳的家人發現，吳迫于家庭壓力而終斷與文××母子繼續來往。這一系列事實緊密聯系，環環相扣，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鎖鏈”，為李某可能是吳某之子提供了依據。一審中，吳某雖然以文××與他人亦有不正當性關系來否定其與李某有親子關系，但未提出相反證據證明其主張。再審中，為進一步確認親子事實，需對雙方當事人作親子鑒定。而吳某則認為不必作親子鑒定，承認李某是其親生之子。對吳某在一審和再審中對同一事實作出的截然不同的兩種回答，屬是屬非的判斷，即是本案判斷證據的關鍵。再審的處理正是結合本案的全部事實，具體分析，綜合判斷，既對本案的每一證據進行具體分析，判明其與事實的關聯，確定其證明作用;又將所有證據結合起來進行評價和判斷，從而確定吳某在再審中承認李某是其親生子的可靠性，最終完成對全案事實的認定。
二、當事人舉證責任和法院查證責任相結合。
我國民訴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也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無論當事人所處的地位如何，只要他提出了訴訟主張，就應舉出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本案李良要求確認親子關系，但未提交親子鑒定結論，原審便以此為理由駁回李良的訴訟請求，顯然是依據這一法律規定。但原審卻忽視了該條第二款的規定，即“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收集。”民訴法第七十二條第一款還規定：“人民法院對專門性問題認為需要鑒定的，應當交由法定鑒定部門鑒定;沒有法定鑒定部門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鑒定部門鑒定。”親子鑒定屬專門性問題，應由法院指定有關部門鑒定，更何況親子鑒定結論是本案事實認定的關鍵，法院理應主動收集。因此，原審在沒有依法進行鑒定的情況下，草率下判，是錯誤的。由此可見，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人民法院也負有調查收集證據的責任。民訴法設定這兩種責任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客觀、全面地查明案件事實，對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
三、本案李某不具備給付之訴的主體資格。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十一條的規定，李某現已28歲，早已超過18周歲，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已不具備享有父母撫養的權利的資格。因此，其要求給予經濟幫助無法律依據，故不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