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王永芳，女，５６歲，系某公司退休職員。
被告李思明，男，５９歲，系某廠退休工人。
［案情］
２００１年７月，原、被告由于夫妻感情不和，到居住地某市Ａ區民政部門協議離婚，當時雙方對于子女及財產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
將位于Ａ區Ａ小區１０號樓３４２室房產分割給被告，被告給原告１１００００元錢。民政部門按《婚姻登記管理條理》的有關規定，給原、被告辦理了離婚手續。原、被告拿到離婚證后，被告于２００１年８月底將３４２室房讓更為自己的名字。原、被告在到民政部門辦理離婚手續前半個月，在Ｂ區與他人簽訂了房地產經紀合同，購買坐落于Ｂ區某小區５０號樓２６２室的房子，成交金額為１３００００元，原告當時交購房定金１２０００元，房產部門于２００１年８月初給原告發了房產權證。原告以離婚后發現Ａ區Ｂ小區一處房產屬夫妻共同財產沒有分割為由，于２００２年７月起訴到法院，要求分割此處住房。
在審理中：
原告訴稱，雙方由于感情不和于２００１年７月初到民政部門辦理了協議離婚手續，離婚后發現以被告名義在Ａ區Ｂ小區購買的一處民政房屋沒有分割，該房為夫妻共同財產。經與被告協商，未達成一致意見，故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財產。
被告辯稱，原告起訴不符合起訴條件，根據民政部門《婚姻登記管理條理》有關規定，原告無權提起訴訟。原告講離婚后在Ｂ小區發現有一處夫妻共同財產沒有分割這不是事實，購此房時用了原告的工齡年限，因此少拿了些錢，這件事原告是知道的，在辦理離婚手續時原告對此房沒有爭議，這處房子在離婚時已經分割完了。離婚協議中女方財產歸女方，男方財產歸男方所有，其中包括了這所房子，不同意原告的這一訴訟請求。請求確認原告所要分割的該處房產歸被告所有，并要求分割我們位于Ｂ區的共同房產。
在處理案件過程中，對查明的事實出現了如下幾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應保護原告人的合法權益，重新分割原、被告離婚前位于Ａ區Ｂ小區的那一處未分割的房產，因為該房產是原、被告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房產，原、被告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沒有特殊約定此房歸一方所有，不管原、被告在離婚時是否對民政部門講明了有幾處房產，此房產應為原、被告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共同財產，現應按有關法律規定分割此房產，關于被告所提分割在Ｂ區的房產問題，因此處房產是在雙方離婚后才發給原告房產證，故該房產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不應支持被告的訴訟請求。
第二種意見認為：原告爭執的Ａ區Ｂ小區的房產，在被告與單位簽訂公有住房（成本價）出售協議書，原告單位給被告所在單位出具了夫妻工齡證明表，因此被告少交了按工齡系數應折扣的錢，此處房子在參加房改時，原、被告尚未解除夫妻婚姻關系，因此處房產為夫妻共同財產，雙方在民政部門辦理協議離婚手續時將此房遺漏，故應重新分割此房產。關于被告要求分割Ｂ區房產的問題，雖該房的房產權證是在雙方離婚后才發給了原告，但因該處房產是原、被告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與他人簽訂購買房產的經紀合同，雖然當時原告交了１２０００元購房定金，但這時原、被告合法的婚姻關系并未解除，原、被告購房行為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因此該房產應為夫妻共同財產，法院也應予以分割。
第三種意見認為：原、被告離婚時在協議的情況下解除夫妻關系的，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自治原則的體現，原告承認被告在房改購Ａ區Ｂ小區房子時用了自己的工齡年限，而且民政部門辦理離婚手續，只有雙方當事人對子女、財產及債務等事項達成協議后，婚姻登記機關才能發給當事人離婚證，這是國家賦予行政機關的權力。原、被告對于自己采取什么樣的形式離婚，這是雙方當事人對選擇權的體現，本案原、被告離婚時選擇的是行政程序，而不是法律程序，且在原、被告離婚時不存在被告隱瞞或隱藏該處房產（Ｂ小區房產）的情形，而且原告對被告購Ｂ小區房子時用了自己的工齡情況是知道的，只是在離婚時對該處房產沒有爭議。即原、被告在民政部門辦理協議離婚手續對該處房產已自行分割完畢，對于原告這一訴訟請求不應支持，并應駁回原告要求重新分割該處房產的訴訟請求。對于被告要求重新分割在Ｂ區房產的問題，因原告在本訴中沒有涉及此問題，被告對此問題又未提出反訴，故法院對被告所提此問題不應同案處理。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
一審法院經雙方舉證，審理查明認為，離婚登記是自愿離婚的男女雙方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布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有關規定解除夫妻婚姻關系所采取的一種行政程序，對夫妻財產的分割應在離婚時進行。原告在訴狀中稱離婚后發現以被告名義參加房改的一處房產屬夫妻共同財產（Ａ區Ｂ小區房產）沒有分割，與事實不符，被告在參加某廠出售公房房改時，原告退休前的工作單位出具了其參加工作滿３８年的證明。原告在審理中承認其知道被告在購Ａ區Ｂ小區４３１室房子用了自己３８年工齡的事，由此可見雖然原、被告離婚時兩人所簽離婚財產分割協議書（婚姻登記機關檔案中沒有此非格式協議書，只是在公證書中有此協議書）中沒有專門指出幾處房子１１００００元錢，但從該協議書中看：“其他財產女方的歸女方所有，男方的歸男方所有”可看出，坐落于Ａ區Ｂ小區８號樓４３１室屬男方所有之列。原、被告在婚姻登記機關所填寫格式離婚協議書中對１１００００元錢的描述是：因女方王永芳經濟困難，由男方李思明提供一次性幫助人民幣１１００００元錢，坐落于Ａ區Ａ小區３４２室房產原產權所有人王永芳離婚后產權人為李思明。由此可看出，原、被告對已知的坐落于Ａ區Ｂ小區８號樓４３１室房子在辦離婚手續前沒有糾紛，并已自行分割完畢。對雙方婚后所購坐落于Ａ區Ａ小區１０號樓３４２室房子在辦離婚手續時分割完畢。原、被告所簽離婚財產分割協議書只是雙方未到婚姻登記機關前的一種準意思表示。該協議書內容應以婚姻登記機關的格式離婚協議書內容為準。原告在審理中承認在辦理離婚手續時沒有如實向婚姻登記機關講明其與被告有幾處房子，實屬有意規避國家機關有關規定的行為，對于這種有意行為所引起的后果，不應成為原告在民政部門“離婚后才發現以被告名義參加房改的房子沒有分割”的理由，而且也不應成為有意規避國家有關規定解除婚姻關系后，又重提其“權利”的依據。用規避國家有關規定的行為謀取司法救濟，違反了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在原、被告離婚時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特指的情形，也沒有《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情形，被告也沒有規避法律規定的情形。因此，原告的訴訟請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七條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十七條、第十八條二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三條二款，第九條一款三項、六項等規定作出判決：駁回原告要求重新分割坐落于Ａ區Ｂ小區８號樓４３１室房產的訴訟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