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6日下午，正在讀小學四年級的小男孩與三位小伙伴在浙江中路575弄弄堂附近玩耍時，四人未通過APP程序掃碼獲取密碼，便各自解鎖了一輛OFO共享單車，然后上路騎行。
小男孩沿著天潼路由東向西逆向騎行，13時37分許，與王某駕駛的大型客車發生碰撞后經醫院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
之后，男孩的父母將將OFO公司即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連同肇事方及保險公司訴至法院，索賠866萬余元。
縱觀本案，實際分為兩個案件：一個是男孩父母與肇事機動車及保險公司之間的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另一個是男方父母與OFO公司北京拜克洛克公司之間生命權糾紛案件，提出精神損害賠償金的賠償要求。
第一個案件，法院將案件定為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屬于普通的交通事故賠償案件。
男方父母方在案件中提出了較為合理的賠償要求，法院根據事故責任過錯比例，即男孩主要責任，機動車次要責任，并結合具體的包括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住院期間伙食補助費、營養費、鑒定費、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等賠償項目及數額，判決由肇事機動車按40%的比例賠償男孩父母，保險公司在保險責任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
判決符合一般此類交通事故賠償案件在實際中的賠償情況和標準，中規中矩。
第二個案件，法院將案由定為生命權糾紛，男孩父母將精神損害撫慰金從交通事故案件中分割出來，單獨就此起訴OFO公司，并主張700多萬元的賠償要求。
在上海，司法實踐中一般法院判決精神損害賠償金都不會超過5萬元的最高標準，男孩也是普通人，況且本案男孩及男孩的父母是有明顯過錯的，本案難道能超越案件本身獲得高額賠償嗎？
這樣的賠償案件和要求，在中國法院的司法實踐中，訴訟請求明顯是過高的、不當的。男方的父母可能寄希望于社會輿論和大眾的感受等法律以外的因素，來影響法院、法官，對本案做出高于普通賠償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金的賠償數額。
法院最終沒有被社會輿論和大眾的感情等因素所干擾，只判決賠償人民幣6.7萬余元，判決內容僅要求OFO公司根據交通事故賠償案件總賠償數額的10%，補充賠償男方父母，也算是給男方父母一定的照顧。
男孩父母在交通事故賠償案件中未要求或獲賠的精神損害賠償金，最終在生命權案件中也同樣不能獲得法院的支持。男方父母提出這樣的訴訟請求，最終未被法院支持，從法律角度理性的判決，實際上也是可以預見的。
案件回顧
2017年3月26日下午，正在讀小學四年級的小男孩與三位小伙伴在浙江中路575弄弄堂附近玩耍時，四人未通過APP程序掃碼獲取密碼，便各自解鎖了一輛OFO共享單車，然后上路騎行。
小男孩沿著天潼路由東向西逆向騎行，13時37分許，與王某駕駛的大型客車發生碰撞后經醫院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
之后，男孩的父母將將OFO公司即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連同肇事方及保險公司訴至法院，索賠866萬余元。男孩父母認為，OFO共享單車安裝的機械鎖密碼易于被手動破解，使用完畢后的鎖定程序不符合習慣、未鎖率高。同時車身沒有張貼12周歲以下未成年人不得騎行的警示標識，存在重大安全隱患，才造成了本次事故。
男孩父母請求法院判令被告OFO公司立即收回所有機械密碼鎖具單車，并更換為更安全的智能鎖具；支付死亡賠償金61萬余元及精神損害賠償金700萬元。而被告OFO公司則表示不同意原告針對其提出的全部訴訟請求。
但由于男孩與肇事機動車方之間是道路交通事故糾紛，與拜克洛克公司之間是生命權糾紛，兩者屬于不同的法律關系。
2018年3月6日，法院就交通事故賠償案先行作出判決。判決肇事機動車一方承擔40%的賠償責任，被告保險公司在保險責任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賠付責任，向男孩的父母賠償55萬余元。
2020年6月12日，針對男孩父母和OFO公司的生命權糾紛，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做出了判決，一審判決認為，綜合考量被告北京拜克洛克公司對本案損害后果發生的過錯程度以及其過錯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原因力，上海靜安法院酌定被告拜克洛克公司對兩原告前案未獲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損失承擔10%的賠償責任，即人民幣6.7萬余元。對于精神損害賠償金未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