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荒唐的事情發生在貴陽市南明區云關鄉。該鄉多個村子的村民，為了能在拆遷中獲得更多補償，出現大規模假離婚和買賣戶頭現象，甚至有一個村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已離婚，其中就有前述提到的那些老人———村民陳某的父母就是如此，80多歲了，拄著拐杖，被攙著到民政局去辦離婚手續。而刑法學方面的專家接受采訪時稱，當地村民買賣戶頭騙取拆遷補償款的行為，已經涉嫌詐騙犯罪。
為了能在拆遷中獲得更多補償，村民陳某算得上是“奇葩”的一家：祖孫三代全都離婚了，其中還包括陳某已80多歲高齡的父母。“我父母那天是拄著拐棍被攙去離的婚。確實很荒唐，但沒辦法。”陳某說，這全都是因為拆遷。近年來，婚姻被利益綁架的事件屢有發生，為拆遷而假離婚的事件也并不是第一次發生。筆者不禁感嘆，“全村離婚”為賠償，該由誰來買單?
“全村離婚”為賠償現象的問題，說到底就是政策與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更存在能夠被村民利用的漏洞。而至少從法律層面來看，村民的做法既不違法，也無法定罪。所以一些法律專家和學者在解讀當地拆遷補償亂象時，也只能圍繞著買賣戶頭來談，卻無法對村民離婚給出一個法律說法。至于有人覺得這是當地人拿婚姻當兒戲，是不道德的行為，我估計更要被當地人嗤之以鼻。畢竟在幾百萬甚至是上千萬的真金白銀面前，犧牲婚姻的完美是多數人的必然選擇，放棄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利益，去維護所謂的“婚姻道德”，那根本不符合村民的現實利益。
一項好的制度使人變好，而一項壞的制度使人變壞。只有通過縝密的管理邏輯，制定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才能使決策更科學，使制度更人性化、更溫情，用真正的良法和決策為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線保駕護航，用制度夯實道德根基。其實，就像云關鄉這些村莊的拆遷補償政策，如果能夠開門納諫，聽一聽老百姓的意見建議，讓大多數的公眾參與補償政策的制定，那么就可能使政策的各環節、各細節更縝密、更科學，有效避免如今政策逼人“假離婚”的尷尬局面。
令人納悶的是，拆遷補償規則的制定者難道事前看不到政策的漏洞嗎?如果明明看得到卻不從制度層面修改，難道是要考驗村民自律的能力，或者是要任由他們發現集體違法犯罪的途徑?所以，政府在制定某項政策時，如果導致公民需要離婚才能得到最大收益，最應該反思的是該政策本身。其實因為搬遷或買房而離婚的現象在國內屢有發生，媒體也曾多次報道，當地在制定拆遷政策時本應該預想到可能有這樣的后果發生。如果一開始就把工作做得細一些，問題想得多一些，就不會出現“全村離婚”的尷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