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可以依據婚內財產約定，向對方主張權利；亦可以就其名下的債權單獨主張權利。沒有明確的書面約定，但雙方的行為符合合同轉讓要件的，同樣可以構成合同的轉讓，產生合同主體變化和權利義務轉讓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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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王某與被告余某系夫妻關系。被告上海夢都科技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夢都中心”）為股份合作企業，法定代表人為余某。1993年1月30日，王某與余某簽訂協議書，言明雙方已對存款、現金（含拋售股票所得款）以現金結清的方式分割完畢；對尚存余某名下的原始股確定了各自應得的股數；同時明確雙方今后對對方的業務互不干涉，盈利與虧損均與對方無涉，各人名下購置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但對尚存股票如何按約定分割，由誰進行操作未予明確。
位于上海市定西路、昭化路口的“銀統大廈”，系由上海大統被單廠（以下簡稱“被單廠”）與上海市農業銀行下屬單位上海天誠置業公司（以下簡稱“天誠公司”）合作開發的商住樓，其中北樓產權歸“被單廠”所有。上海南天大廈經營服務公司（以下簡稱“南天公司”）向“被單廠”參建14至19計6個樓層的房屋。1993年8月27日，王某與“南天公司”簽訂《關于參建“長寧銀統大廈”商住二用大樓協議書》，約定王某參建該樓北樓18至19兩個樓層，參建總金額為人民幣715萬余元，由王某按工程進度分期付款。“南天公司”經辦人翁某當時既是云南省煤炭工業局（以下簡稱“云煤局”）的下屬單位云南省煤炭廳駐上海辦事處（以下簡稱“云煤辦事處”）的負責人，又是云南省煤炭供銷總公司上海經營部（以下簡稱“云煤經營部”）（系獨立法人）的法定代表人。1993年8月26日，王某通過朋友李某的股票資金賬戶，將人民幣160萬元轉入翁某指定的“云煤經營部”在滬工商銀行某分理處開設的賬戶內。嗣后，因王某無力支付余款，由余某代表“夢都中心”付清其余參建款。履約過程中，“夢都中心”與“南天公司”協議將參建樓層調整至16至17層，并將16層轉讓他人。1997年5月8日，翁某以“云煤辦事處”名義向余某出具收據，言明收到余某參建款共計人民幣640萬元。同年8月30日，翁某又以“云煤辦事處”名義向“被單廠”出具證明，言明其單位參建“銀統大廈”6個層面，其中16至17層屬余某所有，由余某直接辦理進戶手續。“被單廠”隨后與余某辦理了“銀統大廈”北樓17層房屋的交付手續。該房屋遂由“夢都中心”作辦公之用。1999年12月11日，“夢都中心”取得上址房屋所有權證。2002年4月10日，“夢都中心”將上址房屋轉讓他人。王某對系爭房屋權屬沒有異議。“南天公司”于1998年12月31日被注銷。
審理中，余某向法院申請調查令，要求對原在其名下的原始股的拋售情況進行查詢，以證明王某先期投入的160萬元是其所有。經查，余某在原上海文廟證券業務部（現為東方證券）的原始股已被全部拋售，拋售后的股票金額為人民幣250萬余元，除人民幣95萬余元分兩筆直接轉入王某朋友李某在該業務部的資金賬戶外，其余款項直接轉入王某在該業務部的資金賬戶。王某又將上述轉入其資金賬戶內的人民幣58萬余元轉入李某的資金賬戶，再通過李某將人民幣160萬元匯入“云煤經營部”的銀行賬戶。余某在上海海通證券公司的原始股已被全部拋售，拋售后的股票金額為人民幣141萬元，全部轉入王某在該證券公司開設的資金賬戶。
原告王某訴稱，其與“南天公司”訂有房屋參建協議，并按約支付了第一期參建款人民幣160萬元，以后又陸續支付了部分錢款，余款由余某代其付清。在辦理產權證過程中，余某與“云煤辦事處”合謀，將產權證辦在“夢都中心”名下，并將樓層改為17層，嚴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故起訴要求被告余某賠償原告人民幣160萬元及其投資損失約人民幣40萬元；被告“夢都中心”和“云煤局”承擔連帶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