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鄭州市的市民羅玲給本報編輯部寫信說，她在自己家將丈夫袁某與情婦孫某捉奸在床，用相機拍下了兩個人的裸照。沒想到，身為第三者的孫某近日卻向鄭州市婦聯遞交了《請求支援控訴書》，要求有關部門“追究羅玲的刑事責任”，被婦聯拒絕。孫某維護自己“權益”的舉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新的《婚姻家庭法》修改過程中，由這件事情所引發出來的一些問題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普遍關注。
妻子捉奸拍照是侵權行為嗎
羅玲在給編輯部的信中稱：從1999年7月起，她就多次向其丈夫袁某的單位及有關部門反映他的外遇問題，但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而未被理睬。同年12月17日凌晨1時許，她在兩個哥哥的陪同下回自己家取衣服，碰見袁某與其情婦孫某正在臥室床上奸宿，就當場進行了拍照，并隨后打電話找來袁某單位的領導、110巡警及有關法官到現場證實。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孫某竟向鄭州市婦聯遞交了《請求支援控訴書》。孫某在控訴書中稱，被申請人羅玲“擅自闖入他人住室對申請人進行辱罵，并拍攝了申請人的裸體照片，四處傳播，從而嚴重損害了申請人的人格尊嚴及身心健康，故申請人欲追究被申請人的刑事責任，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對此，羅玲說：“在我自家的臥室床上目睹了他倆的通奸證據，為向有關部門提供證據而拍攝現場照片，這也違法嗎？”
針對羅玲的疑問，記者采訪了全國婦聯權益部的胡曉林女士。她認為羅玲的行為不違法。同時胡曉林覺得第三者孫某要求“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說法很荒唐。她說：“合法權益的前提首先是合法的、光彩的，孫某在羅玲家里和其丈夫奸宿本身就不合法，被合法妻子抓住了，反告別人侵權，還要求受到法律的保護，于法于理都說不通。”她認為，只要羅玲沒有拿著照片去四處傳播，主觀上不是故意誹謗、侮辱，就沒有侵犯孫某的權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庭的法官吳曉芳的看法是：“孫某告羅玲私闖他人住宅的理由肯定不成立。羅玲是在她自己家里捉到奸宿的孫某與自己丈夫的，談不到私闖他人住宅，所以，構不成刑事責任。至于拍下的照片是否侵犯了孫某的其他權益如名譽權等還有待探討。那要看她的目的、傳播的范圍和后果，如果是為了離婚訴訟中取證，證明丈夫有過錯，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其照片只作為給法院及有關部門提交的證據，這些都不違法。反之，如果羅玲拿著照片四處張貼、散發，孫某告她侵犯名譽權是成立的。”
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庭庭長齊麗華認為，法律保護的是公民的合法權益，只要是合法的權益，無論其性別、地位，都將受到法律的保護。第三者也不例外。就目前羅玲捉奸拍照的行為來說，孫某告其侵犯她的合法權益，主要看她要求維護什么權益，如果是名譽權的話，不會受到法律的保護。因為她的名譽權已被她自己破壞了，法律也無法保護。盡管羅玲在取證過程中，行為可能有些過激，但只要主觀上不是故意侮辱，客觀上又不故意宣揚，從法律角度上看，不好說侵犯了孫某提的權益問題。
對人們來說，這件事的道德評判似乎不成問題。連一些報紙的標題都用“第三者反咬一口”這種感情傾斜的強烈措辭。不過法律到底不是人情，這個“理直氣壯”的第三者所言是否有理有據，幾位法律界的人士給我們做出了明確的回答。
捉奸引發的另一種侵權
丈夫與別的女人通奸，被妻子撞見的尷尬場面在當今社會已不是什么新聞和丑聞了。上述事例只是一只典型的麻雀。有的男人在外面包二奶、三奶，做妻子的很受傷，也很無奈。她們投訴無門。告到單位，人家說離了算了。告到有關部門，得到的答復是證據不足，不與理睬。這些受傷的婦女只好自己去“蹲守”以“捉奸捉雙”，或求助于私人偵探。但這是否會構成另一種侵權？如何看待捉奸現象？
這是兩個真實的“捉奸”案例。據《羊城晚報》報道，1998年，河南省安陽市的劉女士懷疑自己的丈夫與一位姓付的小姐有奸情。一次，劉女士帶著幾個人，當場捉住了兩人通奸的事實。憤怒中的劉女士用剪刀剪掉了付小姐的頭發，并將赤身裸體的付小姐與自己丈夫反綁在一起。劉女士以為這次是鐵證如山，便打110報了警。但事情的發展與劉女士的初衷完全相悖。經鑒定，劉女士丈夫與付小姐的傷已構成輕微傷。1998年9月6日，安陽市公安部門依法對劉女士刑事拘留。不久，該市的檢察機關又以侮辱罪，對捉奸的劉女士提起公訴。
一個專門向委托人提供秘密調查服務的私人偵探隊伍1999年底出現在成都的大街小巷。當地的記者跟隨私人偵探去偵查一位不忠丈夫越軌行為的證據。委托人是其妻子。他們爬上樓頂，向對面樓的屋里觀望，屋內出現了其妻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事后，當地記者從有關部門了解到，私人偵探的這些行為，侵犯了被偵查對象的合法權益，即隱私權及名譽權等，弄不好，他們還會成為被告。
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的律師劉巍說：“自己丈夫與別人通奸確實有悖于社會公德，應受到譴責，但作為妻子必須遵循正確的途徑來解決問題，決不能‘以毒攻毒’。否則，不但自己得不到法律保護，反而使自己由‘受害者’變為‘加害人’，弄不好，還會引發另外一種侵權。”對于用捉奸來取證的做法，她覺得不可取。這位專職代理離婚案件的律師認為，捉奸費時費力，并且給人的心理造成很大壓力，易引發沖突，激化矛盾，有傷社會風化。另外，有些捉奸者的目的不是取證，而是為了報復。
最高人民法院的吳曉芳法官則不贊成私人偵探和捉奸，她覺得這樣做的負面效應很大，有可能重蹈“文革”期間沒有私人空間、個人隱私、隨意侵犯人權的覆轍，給社會造成新的不安定因素。
民法專家何山對捉奸現象的看法則與她們大相徑庭。他說：“這個第三者是惡人先告狀。實際上是她破壞了別人的家庭，被逮了個正著。妻子捉奸無可非議。夫妻間互有忠貞的義務，其表現為性的專一，夫妻一方與他人通奸，另一方有權利制止這種行為和獲取證據。因此，有過錯的是通奸者，而不是捉奸人。”他認為通奸行為有傷社會風化，作為妻子，應該勇敢地站出來與第三者斗爭，尋求法律的保護。《婚姻法》的基本原則是維護社會穩定，由于第三者插足而引起婚姻關系破裂的，第三者應承擔法律責任，夫妻雙方有過錯的一方應給無過錯方經濟賠償。
聽了何山老師的話，看了上述案例，回過頭來再想，如果把對第三者的懲罰條款和過錯賠償制度寫進未來的婚姻法中，那將會出現什么樣的問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