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本報報道了一名調查員在工作中被調查對象活活打死的消息。這條消息使調查行業再度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私人調查業目前正處于發展迅速，卻無法可依的尷尬境地。
1993年9月7日，公安部下發的《關于禁止開設“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中規定：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辦各種形式的“民事事務調查所”、“安全事務調查所”
等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同時禁止公安機關、武警部隊的任何單位（包括公安、武警的院校、協會、學會）和個人（包括離退休人員）組織或參與“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的工作。但是來自“中國偵探網”的相關數據顯示，根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10月，中國已有調查類企業組織或機構近2．3萬家，從業人員更是將近20萬人。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北京市政協委員洪道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從我國現行法律角度將，調查行業是有生存空間的，只要調查活動不侵犯被調查者的合法權利并且不破壞社會公共秩序，調查行為就應該受到法律保護。法律所不禁止的，就應該在法律保護范圍之內。不能說這種職業的存在就是一種犯罪，從而不讓它存在。
同時，記者也發現調查業也有其存在的巨大的市場需求。根據中國偵探網的數據，中國每年的經濟合同履約率不足30％，每年因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由于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產品質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直接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而很多債務追索、產品質量調查都需要企業來承擔，這造成企業對有一定專業知識的調查人員的大量需求。洪道德認為，由于社會信用程度較低，很多經濟活動參與者有調查合作方信用情況的需求，一兩條禁令不可能禁止掉這個市場。
對私人調查的另一種需求還來自參與司法活動的當事雙方。洪道德教授分析，在我們現有條件下，要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矛盾只能通過調解、仲裁和訴訟3種方式。每種方式都需要當事人提供證據來查清事實，分清責任。最高法院又承認了只要不屬于法律禁止性規定和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情況下獲得的音像資料都可以進入法庭作為直接證據使用。但是證據不是現成的，尤其是舉證方，由于精力、技能的限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取得對自己有利的證據，而大多數當事人又不可能借助公權機關，這就必然產生對私人調查的訴求。
中國行為法學學會會長、憲法專家李步云教授也提出：“私力”只能是對“公力”的一種補充，它的功能是找證據，最終能不能用、能不能成為呈堂證供，還必須由“公力”來決定。因此私人調查也與公、檢、法的權力之間并不存在矛盾。本月中旬，中國行為法學會在杭州主辦了“萬馬論道·2003中國商務調查峰會”。這是調查業從業人員和相關專家、學者甚至來自公、檢、法的代表第二次對這個新興行業命運和前途進行學術上的交流和討論。承辦方強調，這個峰會目的就是力爭把公眾事務調查變成整個民事法律援助最直接的途徑，為每一個公眾和企業彌補“公力救濟”的不足。
很多法律專家甚至業內從業者都認為，對于私家偵探這一“行業”，“捂”是捂不住的，國家應該在制定有關法規時加以約束，才能保證其在健康軌道上發展。同時要在審查、準入上把好關，由公安機關等職能部門對人員、組織機構、工作方式、經營內容等進行規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