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涉及父母離婚后子女扶育費糾紛的案件日益增多，但在現行所有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的法律規定中，對父母離婚后給付撫育費的內容、標準及有關保障制度方面，均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因此，建立一套全面系統、操作性強的離婚后的子女扶育費給付制度迫在眉睫。
一、關子離婚后子女撫育費給付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
筆者認為，離婚后子女撫育費給付方面的立法滯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有關法律法規對撫育費內容未作具體規定，雙方容易在對子女負擔哪些具體費用上產生爭議。現行第三十條規定：“離婚后，一方撫養的子女，另一方應負擔必要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的一部或全部。”但是生活費和教育費應包括哪些具體內容?父母撫育子女是否僅付出經濟費用?法律未作規定，在審判實踐中只簡單的以不撫育方的收入百分比為標準給付撫養費，易導致雙方對子女負擔費用產生爭議。
二是撫育費標準難以確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規定：“離婚后，父母對子女生活費和教育費的負擔，可根據子女的實際需要，父母的負擔能力和當地的生活水平確定”，此規定明確了子女生活教育費，既保護了子女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考慮到父母的負擔能力。在具體操作上，《意見》又作出規定：“即有固定收入的，撫育費一般可按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例給付。負擔二個以上子女撫育費的，比例可適當提高，但一般不超過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無固定收入的，撫育費的數額可依據當年總收入或同行業平均收入參照上述比例確定。有特殊情況的，可適當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但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單位效益的波動，職工收人的增減，《意見》規定的尺度就難以掌握。
其次，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對于不撫養子女方的收人證明，均依民事訴訟法的“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定，由當事人自行舉證，法院一般不主動調查，難以保證給付方收入的準確性。三是保保障撫育費給付的制度不健全。特別是在給付方喪失給付能力時，在對方無力單獨撫養，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妹也無力給付的情形下，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長必將受到影響。
二、關于完善離婚后子女撫育費給付制度的立法建議
(一)明確撫育費內容
撫育子女的費用主要包括孩子吃、穿、用、醫療保險、文化娛樂、教育費用、保姆雇傭等經濟支出。不僅包括《婚姻法》規定的基本撫育費，還應包括子女入學贊助費等正常的教育費。在確定費時可分為兩類：
一是固定支出：
1 子女撫養費應以階段性常量為給付標準。如在子女出生的頭兩年，其經濟支出是一個常量;教育費用在整個求學期間也是相對的固定支出，因此，離婚后子女撫養費的給付應以階段性的固定支出為衡量標準。
2 固定支出應根據每個家庭的具體生活水準，而不應以一個地區的平均生活水準而定。
3 在的固定支出中，目前實踐中生父的撫養費的給付往往只從孩子出生之日起起算，而懷孕期間的營養費、住院接生費、嬰兒用品預購費等項的經濟支出未予考慮。筆者認為，這部分費用也應計算在應支付的子女生活費中。
二是不確定支出，包括子女生大病、升學贊助費等固定支出不足以支付的情形。《婚姻法》規定：“關于子女生活費和教育費的協議或判決，不妨礙子女在必要時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過協議或判決原定數額的合理要求。”所謂“必要”，筆者認為凡涉及到子女的身體健康以及人生前途的開支為必要的，如子女生大病、因上學而增加的醫療及教育費。另一部分是雖然合理，卻非必要的，如子女提出為了更好的學習買一部電腦或外出旅游的費用等等。這一部分不確定支出因缺乏必要性，因而不具備法律上規定必須支付的意義。
在司法實踐中這部分費用主要涉及到醫療費和教育費的承擔問題。原則上，醫療費由父母雙方共同分擔，子女的醫療方案也應由父母雙方商定，否則超出正常的、必要的醫療費用部分，擅自決定一方無權要求另一方分擔。
關于教育費的承擔問題，筆者認為從法律上講，教育費是包含在撫育費里的。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費用應計人撫育費，但不得另行要求增加。此后再接受高一級學校教育的費用，可視為額外費用，根據實際支出情況，由父母雙方分擔。
(二)明確有關撫育費數額標準
一是明確“月總收入”的范圍。應包括：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職務工資、獎金和各種補貼以及屬于企業單位職工的浮動工資。但保健費、洗理費、衛生費等不應計算在內，因為這些是國家發給職工個人用于勞動保護的費用，應當用于職工個人使用。二是確定收入數額應參照以下標準：
1 對收入相對穩定的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可以按照最高法院《意見》，明確為月總收入的20—30%，負擔兩個以上子女撫育費的，比例可適當提高，但一般不得超過月總收人的50%。這個比例幅度基本上能夠適應全國一般的工薪階層給付子女撫育費的要求，實務中可以根據地區的實際情況和當事人的實際收入等情況，適當地在此幅度內加以升降，即可確定一個合適的數額。
2 對個體經營者以及其他隱形收入較多的一方，訴訟時撫養子女的一方對另一方的收入不能舉證，法院又難以查明真正收入的，應盡量由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可根據夫妻雙方上年總收入確定一方的收入或參照同行業的年總收入，再按照最高法院《意見》規定的比例判決，但最高數額不得高于當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倍，對經營虧本的，按當地平均生活水平給付。
3 對企業效益差，面臨倒閉，單位只發生活費的，如一方從事第三產業，收入又無從查實，可比照檔案工資，按照最高法院《意見》規定的比例判決確定數額;對不參與第三產業的，可參照其基本工資，按照最高法院《意見》規定的百分比判決給付，必要時可適當提高比例，筆者認為宜按30%給付。
4 對單位效益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而浮動的，可按照《意見》規定的百分比判決給付，由單位按照其每月所領取的工資、獎金中代扣，但必須保證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費。
三是增加“月總收入”的舉證責任的規定。以“誰主張誰舉證”為基本原則，規定以下幾種例外，1 當另一方對給付方自行提供的單位出具的收人證明有異議，法院認為確需必要查實的，可依職權到單位進行調查取證;2 對于下海經商確有隱形收入的，當現有證明不足以支付子女基本生活費用時，法院也可依職權取證。
四是為確保子女身心的健康發展，離婚時應從中分出一部分作為撫育子女的保證基金。基金的數額可在保證離婚雙方各自生活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分出10—20%作為撫育費保證基金。
有關法律對父母離婚后因突發事件如何解決撫育費問題，并無明確規定，所以保證基金可以在發生上述情況時維護子女利益。
五是為與上述規定相配套，建議各地的政府有關部門每年公布一次當地的實際生活水平標準。筆者認為，根據我國國情和上述法律精神，宜以低水平為標準，即指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長所需的基本居住和飲食條件以及接受義務教育所需費用的最低標準，也可稱之為當地基本生活水平。
六是根據確定子女撫育費數額的三個原則(即子女的實際需要、父母雙方的負擔能力和當地的實際生活水平)，對子女撫育費應當規定一個上限和下限，即最高不超過當地實際生活水平的三倍，最低不低于當地的實際生活水平。
(三)明確扶育費的給付方式
一是金錢給付，包括定期給付和一次性給付。有固定收入，或雖無固定收入，但每月都有相當收入的，多數學者認為應按月定期給付。筆者認為這種方式在實踐中不利于操作，應按季或年給付。一次性給付，是按月或年應付的撫育費數額，乘以將子女撫養到適當年齡的期限，計算總數，一次給付完畢。按照國外慣例，這種提前的一次性給付，應按霍夫曼(Hoffman)計算法和萊布尼茨(Leibritz)計算法扣除中間的利息，但這種方法尚未被我國司法實務所采納。
二是實物折抵。以財物折抵子女撫育費，適用于沒有經濟收入的一方和下落不明的一方。在這種情況下，按照確定子女撫育費所要給付的數額，用無經濟收入一方或下落不明的一方的部分財物，折抵撫育費，交付撫養子女的一方。
三是協議免除。父母雙方可以協議免除不撫養子女一方的撫育費給付義務。協議的內容應當包括兩項內容：(1)子女隨一方生活;(2)撫養方自行負擔子女全部撫育費。從有利于保障子女權益的角度出發，如果撫養方的撫養能力明顯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費用，影響子女健康成長的，則不應準許。
(四)建立撫育費給付的保障制度
在保障撫育費給付的制度上，學者們提出了多種主張，比較典型的有以下三種：第一種主張著眼于夫妻共同財產，將“可一次性給付”的任意性規范更改為強制性規范。第二種主張鼓勵有經濟能力的給付方，應盡可能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第三種主張認為一次性給付撫養費方法應予廢止，因為該方法易混淆18歲以下子女與“未獨立生活子女”的界限;就業、物價上漲等因素不好把握，人們難以預測子女在成長過程中的客觀需要程度。
上述前二種主張仍不能在根本上保障子女及時、足額地領取到撫育費，第三種觀點的情況實踐中畢竟占少數，大部分是給付方以種種理由拒絕或拖欠撫育費。
筆者設想，我國各地政府可設立一個類似于“離異家庭子女生活服務和保障中心”的機構，該機構的職能主要是保障離婚后的未成年子女能夠得到其身心健康發展所需的基本生活費用。其具體職能是：(1)調查父母雙方的經濟收入情況及其撫養子女的能力和條件;(2)接受父母一方或子女的委托，經營管理一次性支付的撫育費及充抵撫育費的物品，或按法律文書或協議的規定定期向給付方收取撫育費，并按月或按季支付給子女;(3)在給付方暫時無法給付撫育費，且與子女共同生活方也無法保障子女的生活必需時，先行按當地基本生活水平標準墊付，而后可向父母任何一方催收，確實無法收回的，在救濟金帳戶中沖抵;(4)在父母雙方均確實無法保障子女的生活必需時，按上文規定的當地基本生活水平發放兒童生活救濟金，此項費用的標準應當略高于當地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標準。救濟金的來源，一是政府的撥款，二是從社會募捐。
